威廉·莫里斯与工艺美术运动对工业化进行了巨大反思，并为之后的设计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，威廉·莫里斯所创造的图案流行至今。更鲜为人知的是，威廉的女儿梅·莫里斯也是一位出色的设计师，推动了刺绣工艺的复兴。日前，展览“莫里斯公司：美的缔造者”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展出。从工艺美术运动的时代背景、莫里斯的创作历程，再到女儿梅的设计与革新，以及莫里斯夫妇的葛兰斯勒之家陈设，本文从展览出发，呈现莫里斯公司经久不衰的魅力。

　　“前几天，我从纽黑文返回纽约时，暴雨倾盆而下，一个想法突然向我袭来：威廉·莫里斯那色彩斑斓、以植物为灵感的设计，之所以在英国和美国备受追捧与模仿，或许与北半球冬季的气候特点有关。身处暖气充足的起居室，被（莫里斯设计的）印花墙纸围绕，被绽放的纹样环抱——无论室外温度如何，都让人有春风拂面之感。”艺术评论家本杰明·吉诺齐奥（Benjamin Genocchio）曾这样说道。

　　日前，“莫里斯公司：美的缔造者（Morris & Co.: The Business of Beauty）”正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展出。莫里斯公司由英国著名设计师、工艺美术运动（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）的思想领袖威廉·莫里斯（William Morris）于1861年创立，是名噪维多利亚时代（1837年–1901年）的室内装饰公司。

　　19世纪下半叶见证了现代艺术在欧洲的萌芽。印象派运动在巴黎徐徐拉开帷幕，在伦敦，工艺美术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。

　　维多利亚时代后期，工业已将英国的旧秩序瓦解，机械化生产蔚然成风，各式工厂星罗棋布。诞生于流水线的商品大多粗制滥造，审美价值全无；品质上乘的制品则过分奢华，缺乏实用性，价格也非人人都负担得起。工艺美术运动的参与者批判来势汹汹的大规模工厂化生产，推崇手工艺传统，反对华而不实的装饰风格，提倡复兴中世纪（一般指5世纪罗马文明崩溃至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文明时期）艺术的朴素与简约，偏爱自然元素。他们中的许多还在乡村建起了工作室，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。

　　威廉·莫里斯虽然没有促成这场改革的成形，却成为今日最为人熟知的工艺美术运动实践者。在他的思想的指引下，现代设计改革之火蔓延向了英国其他城市、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。

　　维多利亚时代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入让伦敦充满活力，但生活质量却因弥漫的煤烟大大下降；初来乍到的底层人民试图在这儿安家立业，却难以维持生计。正如查尔斯·狄更斯描绘的那样，伦敦成为一座赤贫与富足紧紧相邻的都市。对现代城市生活感到厌倦时，莫里斯便会去往远离喧嚣的凯尔姆斯科特庄园（Kelmscott Manor）转换心情。那里是他的灵感宝库，也被他称作“人间天堂”。

　　在英格兰乡间的日子舒适惬意，自然之美尽收眼底。一天，画眉鸟又来造访莫里斯的菜园。它们仗着自己身形小巧，肆无忌惮地穿梭在盛放的花与交织的藤蔓间，垂涎鲜嫩多汁的草莓。一不留神，这群胆大妄为的鸟儿就将成熟的果实偷走了。莫里斯一边咒骂着，一边创造出了他最负盛名的织物图案——《草莓小偷》（Strawberry Thief）。

　　乍一看令人眼花缭乱的构图，因其对称性和纹样的重复性而显得层次分明、井然有序。这样的编排洋溢着活泼，给人以和谐的视觉体验，颇具伊斯兰设计艺术的特征。

　　《草莓小偷》的魅力是持久的。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（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）就曾与艺术家合作推出同名游戏，用数字技术唤醒莫里斯精美的设计。2017年，罗意威（LOEWE）推出“威廉·莫里斯系列”，由其创意总监乔纳森·安德森（Jonathan Anderson，也为JW ANDERSON品牌创始人）打造，巧妙融合了莫里斯的四件代表性印花图案，以《草莓小偷》为灵感的成品极其抢眼。

　　《草莓小偷》（游戏场景），索菲娅·乔治（Sophia George）参加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驻地计划（2013年10月至–14年3月）期间开发

　　《草莓小偷》（游戏场景），索菲娅·乔治（Sophia George）参加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驻地计划（2013年10月至–14年3月）期间开发

　　《草莓小偷》设计于1883年，那时的莫里斯已经开始关注图案的对称性，有条不紊地玩转着复杂的几何结构，让大自然的旺盛生机跃然眼前。在此之前，他更倾心于以清爽的构图展现自然之境纯粹、淡雅的美感。

　　和莫里斯一样，同时代很多设计师也爱描绘动植物，但受市场趋势的影响，他们总把精力放在异国品种上，追求“视错觉”风格（Trompe loeil，绘制逼真的图像来创造视觉幻觉，使所描绘的事物看起来像存在于现实的三维空间），常常使用花哨的装饰元素。莫里斯则将赞美送给英国本土随处可见的花鸟树木（至少早期如此，在后期他的作品时常也充斥着异国情调），配色贴近现实生活，图案朴实简约。他提倡走进自然、亲身观察万物的构造与动势，不能只参考古代艺术书籍和档案图鉴。在风格上，他几乎摒弃三维立体感，认可改革者奥古斯都·普金（Augustus Pugin）和欧文·琼斯（Owen Jones）推崇的平面化和几何图形设计。

　　以洛可可风格壁柱图形为框架的自然主义花纹墙纸，约于1850—60年制作，现藏于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

　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换，将原本应为一体的设计与制造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阶段。重复性的工作将人逼向沮丧之境，工人阶级就算再辛勤，也难以盼来生活的富裕。无论是设计师还是工匠，都很难发挥自己的创造力、体会集体劳动的乐趣。这一切都让莫里斯感到不悦。他梦想着回归中世纪的小型手工作坊模式，帮助劳动者找回“心与手相通相应，情感与技巧相协相融”的状态，自由合作，共同制作更多美丽的工艺品来取代工厂的廉价制造，重建大众的审美与道德意识。在他看来，这样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、迎来发展；现代工业资本的力量只会摧毁劳动者的尊严与价值，也无法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品质。

　　无论是受上述信念所趋，还是出于对手工艺传统本身的尊重，莫里斯从未停止对手工染色和印刷方式的实验，兢兢业业地探索着天然染料的应用。他花了六年时间才把东方古老的靛蓝拔染印花法（indigo discharge method）研究透彻，随后将其运用到《草莓小偷》的制作中，以保证色彩的深度和细节的清晰。生产墙纸时，莫里斯坚持使用起源于古代中国的木板雕刻印染技艺（block printing），虽然整个过程耗时较长，但他对成品呈现的效果甚是满意。

　　如今，莫里斯的设计已经成为永恒的经典，备受家居以及时尚行业的青睐，艺术家们也爱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中。

　　1880年代中期，莫里斯似乎找到了更重要的事业——写作，出版了大量叙事散文，包括他最知名的作品《乌有乡消息》（News from Nowhere），畅快地诉说着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乌托邦式愿景。媒体将焦点指向莫里斯的社会主义信仰，公众对他的认识也因此不再局限于他的设计师身份。

　　1891年，莫里斯创办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（Kelmscott Press），它被称为“印刷史上最成功的私人出版社”。他与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一起，手工完成了2万多册书籍的印刷、排版和装订。临终前几个月，莫里斯仍在为制作《杰弗雷·乔叟作品集》（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）而忙碌，这是出版社最杰出的出版物之一。

　　写作显然不是莫里斯宣扬自己社会改革思想的唯一尝试。1861年，他同妻子以及几位好友创立了莫里斯、马歇尔、福克纳公司（Morris, Marshall, Faulkner & Co.），希望能打造一个中世纪风格的手工艺社区，实践社会主义。莫里斯认为，艺术能愉悦心灵，它应属于所有人，应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公司贯彻了他的理念，以提升家装格调、美化生活环境为目的，设计和制造实用与美丽并存的商品。

　　公司主打“纯手工制作”，显然有悖于整个国家稳步踏上的工业化道路，初期生产的壁画和刺绣装饰品也没有什么销量。1868年，查尔斯·伊斯特莱克（Charles Eastlake）的著作《家居设计品味启示录》（Hints on Household Taste）问世，人们开始对室内装饰提起兴趣，公司的经营状况这才有所好转。

　　1875年，莫里斯成为公司唯一的董事，将其更名为“莫里斯公司”。接下来的十余年里，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层出不穷，仅莫里斯一人，就为公司新增了至少80种图案，适用于各类产品线。

　　莫里斯未曾动摇过自己的理想，但因诸多现实因素，他最终还是放弃以小型手工作坊模式来管理自己的公司。不过，他的实践将工艺美术运动推向。手工艺协会和工艺美术社区在各地建立起来，其中一些甚至蓬勃发展了几十年。

　　1896年，莫里斯去世，下一代设计师仍将他的风格视为典范，继续以自然为灵感进行创作，期盼能让乡野的浪漫与惬意走进家家户户。

　　《女神波摩娜》，由爱德华·伯恩·琼斯与约翰·亨利·迪尔设计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，馆藏编号：1919.792

　　《万花斑驳》，约翰·亨利·迪尔，1912–14年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，馆藏编号：2018.813

　　无疑，威廉·莫里斯是公司设计团队的主心骨，这让我们常常忽略一个事实：他的女儿梅·莫里斯（May Morris）同样是中流砥柱。多数时候，这位女设计师的才华都被她父亲的名气掩盖，即便在工艺美术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她也很少获得应有的赞誉。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将梅的光辉崭露在公众面前，虽然相关展品数量不多，但也足够惊喜。

　　梅出生之时，莫里斯公司刚成立不久，父亲与他的朋友们常常聚集在家中，探讨手工艺技术和材料。再长大一些，梅也加入了他们热烈的讨论，时不时还会参与父亲对天然染料进行的各种实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慢慢建立起对自然的崇敬、对手工艺和劳动的尊重，以及对美的理解。同维多利亚时代其他中产阶级女性一样，梅自小就开始学做针线世纪初的柏林刺绣（Berlin Wool Work）在当时颇为流行，却没有吸引梅的注意。最终，她毅然踏上了复兴中世纪刺绣工艺的道路。

　　1885年，凭借非凡的艺术才能，年仅23岁的梅被任命为莫里斯公司刺绣部门的主管，深入参与刺绣装饰品的开发，为墙纸和纺织品的设计也贡献了数不尽的创意。她从容不迫地协调着内部设计师与外包员工的沟通，和来自各领域的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同样得心应手。

　　莫里斯公司的设计师约翰·亨利·迪尔（John Henry Dearle）与梅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。1885年，他们开始设计一款牡丹图案，用于装点隔断屏风。这款设计以工具包的形式出售给刺绣爱好者，他们可以根据梅提供的花纹样板，以及推荐的布料和用线，亲手完成装饰品的制作。

　　端详梅的作品，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她父亲的设计风格，但这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微妙的不同，这可能与她在国家艺术培训学校（National Art Training School，今皇家艺术学院）学习时养成的写生习惯有关。梅更注重表现物象的内在意蕴，对植物的气质观察入微，描绘也因此更加细腻，整体画面体现出一种自发性和亲近感。她对重复图案和对称性也无特别偏好，构图相对松散。

　　忍冬图案防火屏风，梅·莫里斯，19世纪90年代早期–中期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，馆藏编号：2018.846

　　1893年，梅出版《装饰性刺绣》（Decorative Needlework）一书，将其献给有意了解刺绣艺术、愿意在刺绣实践中投入一点时间与耐心的人们。在主张研究自然的同时，她告诉读者，只用最简单、普通的针线技法，就能创造出不凡的作品。

　　成长于一个改革者的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