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快去你三叔家看看吧，听小卖部的张嫂说，你三叔家大林和小林又打起来了！”不一会儿，母亲火急火燎地从外面回来，把手里的菜扔进厨房，便着急地拽我去劝架。

　　“还是因为那五间平房。”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你三叔糊涂啊，活着的时候，就应该给他们哥俩把这五间平房分了！”

　　在华北农村，只要谁家有儿子，当父母的都会提前和村委会申请好宅基地，攒钱，日子再难，也要闹腾着为儿子盖上新房——盖上了新房，才有资格提亲，给儿子娶媳妇，这似乎就是农村一辈一辈的父母活着的全部意义。

　　三叔也早早在村委会申请了两处宅基地，准备给两个儿子一人盖一处房子。这兄弟俩差了三岁，老大大林脑袋瓜聪明、能说会道，用本地话说，是个“皮小子”。八岁时，他玩爆竹炸掉了右手，三叔四处求医问药，花掉了准备盖新房的积蓄；老二小林性格腼腆、心思重，看到哥哥没了右手，从小有好吃好玩的，总是让着哥哥，还特别孝顺。三婶在世时，常常和我母亲念叨：“俺小林才七岁，还没有桌子高，就跟着下地干活了。”

　　在大林十四岁时，三叔将自家的三间平房推倒重建，盖成了有大院落的五间平房。当时我父亲劝他一定要再攒钱，哪怕借钱，也要把另两处宅基地上盖好房子，这样以后两个儿子就不会因为没房子娶媳妇而闹气。

　　三叔没把我父亲的话放在心上，只一心想给残疾的大儿子先说上个媳妇（村上有长子先说亲的习俗）。之后那些年，媒人找了不少，红包花了大几千块，但婚事却总因为大林残疾的右手而告吹。而步入成年的大林用一只手学会了电脑，去了县城一个网吧当网管，工资比在工厂打工还强些，但他只顾自己吃喝，从不往家交钱。

　　大林相亲不顺，倒是有人来给小林提了一门亲事，说女孩家看上小林的忠厚老实，只是有一个条件——跟小林结婚后，公婆和大哥得搬出去，去另一处宅基地上盖房。小林初中毕业后去学了个电工证，那时正在一个塑料厂当学徒，确实一晃也就到了适婚的年纪，三叔为了尽快给他成亲，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这门婚事。但“搬家”这一条，仿佛像一个定时炸弹，隐藏在了小林的婚姻里。

　　小林结婚时，大林没有回家，三叔三婶也三缄其口，没有在小儿子的婚礼上和亲戚们透露出大儿子的一丁点消息。

　　婚后那两年，小林媳妇总为房子的事说闲话，后来竟以离婚为要挟，让公婆和大哥搬出去。三婶迫不得已，打电话把大林叫回了家，大林对分家明确表示了反对。有了大儿子撑腰，三婶也觉得小儿子婚都结了，大胖孙子壮壮都生下来了，儿媳哪能为了这点事就离婚？再说了，小林工资也只有几百块钱，而他们老两口攒的钱都添在了儿媳妇的彩礼、婚宴上了，即使搬出去也没有钱再盖房了，难道一家三口还要先借别人的旧房栖身？

　　小林媳妇看他们固执地不搬家，就撂下儿子回了娘家。最终，小林的婚姻因为三叔三婶的固执、大林的冷漠，因为房子，破裂了。

　　一年后，大林带回来一个外地的女朋友，大着肚子的。俩人没办婚礼，没领结婚证，几个月后，那女孩生下了儿子强强。不到半年，那女孩说要外出打工，一走就和大林断了联系，也抛弃了孩子。

　　两个儿子都成了带着孩子的光棍儿，让三叔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。他时常和我父亲诉苦，埋怨自己没有为儿子攒下钱、盖好房子。后面的几年，为了让两个儿子好好打工赚钱，攒钱娶媳妇，三叔三婶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孙子的责任。他们除去忙自己家的农活，农闲时节还四处打零工，攒下一万多块钱，在二林的那块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砖瓦房，又圈起来一个院子，搭建了一个大牲口棚子，在里面养了十只羊、一群鸡和一群鹅来贴补家用。

　　终于把两个孙子拉扯到上了小学的年纪，三叔本想着喘口气，再攒点钱，像以前一样，把二林宅基地上那三间房翻盖成五间房，谁承想，三婶却在那时患上了肺癌。治了半年后，三婶撒手而去，花光了家里的五万元积蓄，还拉上了三万元的饥荒。

　　这时的三叔六十过半，但为了让大林和小林能安心打工，他既当爷爷又当奶奶，独自照顾两个孙子的衣食起居。他忍痛把自家的几亩地承包给了别人，还申请下来了低保，再加上每月大林的残疾补助，能勉强维持他们祖孙三个人的生活开销。他再也没了为儿子再盖上一处新房的雄心壮志，生活的闷棍，一下一下地把这个寡言、老实的农村老汉打到了人生的谷底。

　　去年中秋节，父亲招呼我去给三叔送节礼，除去月饼、牛奶那些特意准备的礼物，母亲还端来一盆刚出锅的饺子，嘱咐我说：“你三叔肯定没做饭，这一盆饺子够他们爷仨吃的。”

　　拎着东西走进三叔家的院子，我喊了几声“三叔”，没有人应答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推开堂屋的门，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。我往里走了几步，看到三叔的两个孙子正坐在炕沿上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，手里各拿着一块小面包啃着。三叔的炕头堆满了孩子们的衣服，被子胡乱地团在炕角，地上散落着糖果皮和各种小食品的包装。

　　看着这邋遢的居住环境和这两个没妈的孩子，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难受了一下，我赶紧抹了把眼泪，问两个孩子：“这都快十二点了，爷爷干什么去了？”他们说，爷爷去钓鱼了还没有回来，他们的爸爸也都没有回家过节。

　　我想起母亲告诉过我说，平日里三叔除去照顾两个孙子上学、吃饭以外，就爱去运河边钓鱼：“你三叔对钓鱼可迷了，总是骑着三轮车早早把孩子送到学校，顾不得收拾家，就去河边和老头们聚在一起钓鱼。”三叔患有高血压好多年了，但他从不拿自己的血压当回事，三天两头地常常忘记吃药，这年春天，还晕倒在河边被钓友送到医院抢救过一次。

　　我招呼着两个孩子趁热吃了饺子，又翻看了一下他们的课本，问了问他们的学习情况。过了约摸二十分钟，三叔回来了。常年钓鱼的他，脸被晒得黝黑，在昏暗的屋里，高度近视的我竟一时没有辨出他来。

　　三叔先和我打了招呼，我们叔侄俩拉起了家常。我问完三叔的身体和两个弟弟的工作之后，却再也找不到聊天的话头。长年离家的我和木讷的三叔，就像在一棵老树根上生长的两株枝条，虽然都是同一株老树根生发的枝丫，却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，只能偶尔触碰，却再也不能融成一体。

　　阖家团圆的中秋节，只有清锅冷灶，只有小面包，只有孤单的爷孙三人相依为命。这样窒息的环境令我一秒钟都不想待下去了，我起身告辞：“三叔，你和孩子们快吃饭吧，我有空儿再来看你。”

　　三叔执意要送我。走出堂屋，我瞧见院子里的两棵柿子树上挂着许多红红的柿子，秋风吹过，像一串串摇曳的红灯笼，不由感叹道：“三叔，你这柿子树长得好啊，结得这么多，这么红！”

　　节后返回城上班前，我发现母亲为我收拾的行李里有一个红色的纤维袋子，里面装着二十几个又大又红的柿子，母亲告诉我，这是三叔早上送来的，让我回家慢慢吃。我不想带，怕苦涩得不能下口。母亲说这是三叔的一片心意，执拗地塞进了我的后备箱。

　　回家后，我随意地把这兜柿子晾在了阳台。看着它，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三叔那张黝黑的脸和那个冷清家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中秋节，竟是我见到三叔的最后一面，十几天后，三叔就离开了这个令他受尽苦难的人世间。

　　海叔他们村里这帮钓友，最爱去的垂钓地点是大运河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河湾旁。秋天，依傍在大运河身旁的景色显得格外迷人，玉米地早已收割完，耕地机深翻后的华北平原，仔细一嗅，还能闻到一丝泥土的芬芳，勤快的乡亲已经在忙着播种冬小麦了。

　　那天，三叔开着三轮车把两个孙子送到学校后，就来到海叔的旁边坐下了。静静的河岸，河面如镜，芦花摇曳，三叔和海叔打过招呼，惬意地甩起钓鱼竿，嘴上又盼望着能钓到几尾大鱼，为两个孙子改善一下生活——其实三叔平时收获不多，常常只有两三尾巴掌大小鲫鱼和鲤鱼，但对于他而言，已经是生活里最大的快乐。

　　海叔聚精会神盯着浮标，突然意识到坐在右侧的三叔半天没发出动静了，扭头看去，见三叔像是困极了，头低低地垂着。海叔觉得不对劲，急忙走过去试三叔的口鼻，才发现早没有了气息。等救护车把三叔拉到县医院时，急救医生都没有做过多的抢救，就宣布三叔已死亡多时，死因是突发脑溢血。

　　六十八岁的三叔,带着对两个孙子的牵挂，对两个光棍儿子没有完整家庭的遗憾，永远地在河滩边休息了。此时，他的大孙子壮壮十一岁，上小学六年级。小孙子强强十岁，上小学五年级。

　　当年与妻子离婚后，小林远走他乡，去了北方沿海省份的一个城市打工。凭借着自己的电工证，他在船厂里谋到了一份薪金很高的电工工作。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他认识了一个叫刘芳的女人。刘芳当时三十二岁，当地郊区人，离异，有一个七岁的女儿，判给了前夫。她离婚后一直和父母、弟弟和弟媳生活在一起。

　　本分、勤劳的小林受到了刘芳家人的待见和喜欢，很快，刘芳就从父母家搬出来，和小林同居了。第二年，他们一起买了一套二手房。首付是小林和刘芳各自出了十万，房本写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，房贷是小林还。

　　没想到买房以后，随着还贷和生活压力增大，小林和刘芳之间产生了矛盾。疫情期间，小林被船厂辞退，新找到的工作比以前收入少了一半，每月工资还完房贷，所剩无几。可刘芳却只字不提帮助小林还，还把自己的女儿接到了家里共同生活。

　　小林看到刘芳的女儿在家里一待就是几个月，也想趁着暑假把壮壮和三叔接到城里来玩几天，没想到他的请求遭到了刘芳断然拒绝。小林内心不满：“这个房子是我付的首付，我每个月在还房贷，只能接你的孩子来住，就不能接自己的孩子来住？”

　　小林怨恨刘芳，但笨嘴拙舌的他却又不会和刘芳好好沟通，于是就开始和刘芳的女儿闹别扭：孩子想看动画片，他就把遥控器藏起来；孩子想吃薯片，他就在休班时把家里的薯片全部吃光；孩子想让刘芳带着出去玩，他就故意让刘芳留在家里做家务。刘芳和小林吵闹，一气之下，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

　　小林跟我说过，那时的他好像得了神经病，每天跑到海边给刘芳打电话，说如果刘芳和他分手，他就跳海。情绪激动时，他还把电动车的钥匙从刘芳那里抢来扔进了大海，甚至追到刘芳娘家，要在人家家门口割腕。

　　我去那个城市出差时，和小林、刘芳一起吃饭，在饭桌上加了刘芳的微信。在小林扬言要的时候，刘芳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让我劝劝小林。我拉上弟弟、弟媳，买了最快的高铁票赶了过去。

　　小林说，他心里还想和刘芳一起生活，但无法接受刘芳的女儿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如果刘芳坚决接女儿来住，他也要求接儿子壮壮来住。那时，刘芳已把女儿的抚养权从前夫那边要了回来，但坚决不同意小林接壮壮来住，她害怕小林会做出疯狂的行为伤害自己和孩子，恳求我们劝劝小林，希望与他断绝一切联系。

　　我们给小林找了律师，并叮嘱他不要再干跟踪刘芳的事情。期间小林还是想不开，心情抑郁到要跳海。一次，他在海边给我打电话：“姐，我真想从这海边跳下去，那样就轻松了。”吓得我耐着性子开导了他一个多小时，他才没有干出傻事。

　　之后，刘芳从那套房子里搬走了她的所有东西，五十平米的房间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了孤独的小林。小林把这套房子挂牌卖了，因为地段偏僻又没有电梯，又赶上房地产市场下行，最后卖房所得，除去还给刘芳的十万元，他只赚了两万。

　　对小林来说，生活好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，又回到了原点，他又沦为了一个孤独的人，在这个城市里形只影单地打工。

　　刚刚结束和刘芳的关系不久，小林就又接到自己父亲去世的噩耗。他立刻向工厂请假，当天第一个赶回了家。当他走进院子时，我正站在院子里帮忙做饭，只见他眼神迷离，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，我父亲上前提醒他，他才跪在三叔棺材前面，痛哭不止。

　　他一直在漂泊在外，过着四处打工的生活，我也只是时常在电话里听母亲念叨说，大林今天帮人看门市、看网吧，明天又去做买卖，说得挺热闹，就没见给家里交过一分钱。不过，他能言善道、会哄女人，今天领回家一个女朋友，明天又领回家一个女朋友，只是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他领结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