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时期，在甲午战争失败后，为了稳固统治，清政府决心重建新式军队。1895年开始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，至1911年，清政府原计划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，但实际仅勉强完成14镇及18个混成协的编练，总兵力约为25万多人。然而，这一计划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晚清内忧外患、地方财政紧张，导致在军队建设和装备上的投入受限。

　　北洋新军作为清廷重点打造的力量，凭借每年筹集的600万两经费，不仅提高了官兵待遇，也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其他地方新军。北洋新军每个镇配备54门各类先进火炮，并采用多种型号的德制、日制，如曼利夏、毛瑟M1907等，同时配置了重机枪和现代化的通讯、观测设备。此外，北洋新军的单兵装备齐全，包括、军靴、背包、毛毯、水壶等生活用品以及铜哨、怀表、望远镜、指南针和军刀等作战装备。

　　在阳夏保卫战中，北洋新军凭借优良的装备尤其是重机枪，对起义的湖北新军造成重大打击。这进一步凸显了南北新军在装备方面的显著差距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南方各省新军由于成立时间短、资金短缺，装备水平普遍较低。多数南方新军主要使用汉阳兵工厂生产的，重机枪稀缺，炮兵力量薄弱，很多镇的编制也不足。例如，1910年的广西第24镇仅有18门山炮，贵州第25镇更是只有6门山炮。

　　段祺瑞将军深知炮兵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，他曾指出：“辅枪力之不及而掣物尤猛者，莫过于炮。”基于此，炮兵的训练必须深入研究炮体构造和运用方法，灵活掌握不同类型的火炮及其配套炮弹。

　　在晚清至初年，新建陆军与武卫右军的火炮配置颇具代表性，主要包括克虏伯厂生产的75毫米过山轻炮和格鲁森厂制造的57毫米陆路快炮及过山快炮等德国制品。这些火炮依据地势条件、生产厂家、口径大小和新旧程度分类，其中，新建陆军与武卫右军共使用12种不同类型的炮弹，涵盖了开花子、双层开花子、子母弹和羣子等多种类型，每种炮弹对应不同的火炮型号和使用场景。

　　1894年，汉纳根为编练定武军购置了大批，这批随后成为了新建陆军与武卫右炮装备的重要来源。例如，新建陆军接收了汉纳根购得的40门57毫米格鲁森快炮，并结合各地机器局的供应，确保了火炮的充足配备。抗战时期，中队整体武器装备相较于日军存在显著差距，尤其是在重型火力上尤为突出。日军一个师团通常配备有丰富的重火力武器，包括反坦克炮、曲射步兵炮、野炮和榴弹炮等，而当时中队中最为精良的德械师在师属炮兵营的编制上仅为12门火炮，且实际落实情况更为匮乏，许多师团仅装备4门至8门火炮。

　　然而，在初期，特别是在北洋六镇时期，中队在师级重火力配置上并不逊色于世界军事强国。北洋陆军的第一至第六师，作为袁世凯小站练兵至初年的核心军事力量，其装备较为先进。每个师均设立了一个炮兵团，且炮兵营采用18门炮的编制，远超当时普遍的12门炮编制。各镇装备了大量德国制造的克虏伯火炮，包括57毫米和75毫米等多种口径，数量充足且性能优秀。

　　北洋六镇在武昌起义后与军对抗时，展示了其在炮兵火力上的绝对优势。然而，随着北洋军力的迅速扩充，国家财政压力增大，加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军售限制，北洋六镇式的高标准配置无法得到维持和复制，导致其逐渐走向衰落。而北洋六镇的建制和模式，虽对后世军队编制产生深远影响，但其巅峰状态的火力配置在后续的中队中再未重现。

　　北洋第一镇装备65口径6849支、马枪1483支、57毫米炮36门、75毫米炮18门；北洋第二镇装备65口径5448支、马枪1222支、75毫米炮54门。

　　北洋第三镇装备65口径6849支、马枪1435支、75毫米炮54门；北洋第四镇装备65口径5458支、马枪1443支、75毫米炮54门。

　　北洋第五镇装备65口径5275支、马枪1110支、75毫米炮54门；北洋第六镇装备65口径6849支、马枪1483支、75毫米炮54门。

　　直至抗日战争时期，即便是中国最精锐的德械师，在75毫米口径火炮配置上也仅有编制上的12门，实际装备往往更少。而到了抗战中期，即便依靠苏联援助组建的攻击军，其军级单位才有一个炮兵团，如著名的74军所配备的火炮数量极为有限。直到抗美援朝时期，中队的师级炮兵编制才逐步接近北洋六镇时代的配置水平，而这中间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变迁。

　　袁世凯练兵有三绝，第一，严格把控参军的标准，身高体重必须达标外，他还列了几个标准，比如必须是汉人、双手平举能提起100斤重物、能1小时急行20里等；试想能通过这些严厉测试的肯定都是些身体健壮的贫寒子弟，为人实在能吃苦耐劳。第二，他经常向官兵进行思想灌输，每天上下操集合时，官长都要问士兵：“咱们吃谁的饭?”士兵们齐声回答：“咱们吃袁宫保的饭！”官长又问“咱们给谁出力?”士兵们又齐声回答：“咱们替袁宫保出力！”用这种宣传，使北洋军官兵养成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有清朝。

　　第三、他重视士兵的福利，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吃空额、冒领等弊端 ，在每月发放饷银时，袁世凯都亲自点名，按名发给。本就是贫寒出身的士兵们每月都能从袁世凯手中领取足额的银饷，无不对袁世凯感恩戴德。有了这样的训练，北洋新军的实力不仅堪称一流，更成了除袁世凯外他人无法调动的军队。以至于满族大臣荫昌，奉命率北洋新军南下武昌起义时感慨：北洋新军只知有袁宫保，不知有大清朝。

　　他善于笼络人心，有意记得大多数官兵的姓名，时不时地喊一声名字，拍一下肩膀，这就产生了亲近感。后来北洋军阀的许多头目，都是在这个时期与袁世凯建立了深厚的袍泽之谊。

　　小站练兵，一开始就把培养将领和笼络死党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。他认为，“千军易集，一将难求”。北洋的管理队伍除一部分是宿将外，大量使用年轻军官，而其中的核心人物主要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。这些人后来许多成为封疆大吏，位极人臣。

　　如段祺瑞、王王珍、冯国璋等都自北洋武备学堂毕业。冯国璋曾去日本，段祺瑞曾去过德国考察、学习军事，都是当时具有一定近代军事知识的人，被袁重用，成为他的左膀右臂。特别是从德国回来的段琪瑞，更是受到青睐与倚重，凡是新军开展的新业务、新科目都是由段负责。

　　还有后来的江西督军陈光远、湖北督军王占元、山东督军张怀芝（田中玉）、吉林督军孟恩远、总统曹锟、安徽督军张勋、奉天督军段芝贵、浙江督军卢永祥等、贾德耀（陆军总长）、吴光新（陆军总长）等，这些人当时大都在营长、团长岗位。

　　新军建立之初，急需大量各级军官，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办军校，把军官培养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他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，提出“广设学堂”的建议，于1896年在小站办起德文、炮队、步队、马队四所随营学堂，统称“随营武备学堂”。 如同后来蒋介石的黄浦军校一样，蒋介石通过黄浦学生掌握了军队。袁通过四所学堂源源走出一批批学生有效地控制了北洋军。

　　每年年初，从士兵中通过考试选拔了粗通文字230余人，其中80人学炮兵、80人学步兵、24人学骑兵、50人学德文，于四月初一开学。

　　各学堂均聘请德官担任总教习，由段祺瑞担任学堂总负责兼炮科监督。规定学期两年，毕业生除学德文准备去德国留学外，其余都成为基层骨干的选拔对象。

　　学生每季大考一次，监考官、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亲自派定，一切规矩如同科场，优等者加薪受奖。为了收买人心，袁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(200两)作为奖学金。“随时发给，不再另请开支”。

　　士兵骨干集训，为部队发展储备人才：开设学兵营，选拔年龄20以下、身体好、能识字的年轻人，每期1至3个月。集中演练步兵操法，受训后仍回本营，进入后备人才库。

　　北洋随营学堂的教育思想，以洋务派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为方针。学堂规定忠君、尊孔，禁止进步思想;军事上采用外国技术和教科书，以仿日本、德国为主。

　　1902年至1908年间，清政府向日本派遺了不少于1000人的陆军学生学习军事，这些人毕业回国后被派到北洋新军充任高级军官或军事教官，这些人的加盟，迅速提升了北洋新军的军事水准。

　　北洋“随营武备学堂”创建不久，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正在扩编的北洋军输送各级军官。这批军官被视为袁的嫡系，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北洋系统的高级将领。如靳云鹏（后任国务总理，皖系将领）、陈调元（安徽督军）、陈树藩（陕西督军）、王永全（福建督军）都是出自此校，蒋介石也是该校的学生。

　　后来，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，其中著名的有孙传芳、张士钰（陆军总长）、张树元（山东督军）等。

　　北洋军在小站练兵，也是真刀，往往造员伤亡也在所不惜，从下面故事可以看到当时北洋基层官兵的演练状况。

　　1897年9月，小站新军进行一次夜战训练，演练武装泅渡附近的马厂减河，实战练兵。按袁的部署：

　　步兵教官马龙标率步兵并配属炮兵，沿马厂减河东岸布防担任防御。进攻方由教官梁华殿和徐邦杰担任，率队陈兵马厂减河西岸，准备抢渡减河。

　　进攻发起前，在马厂减河西岸的攻方指挥部里，一张地图放在文案上。梁华殿与徐邦杰研究战法，梁华殿指着地图上的马厂减河说： “九月份河水暴涨，河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形成一道天然屏障。守军必然会疏于戒备。不知邦杰兄有何高见？” “让我说啊？不行咱这样，强攻下上游的那座桥，然后沿马新大道南下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