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，早已对皇陵虎视眈眈的郭沫若盯上了明定陵。对于挖皇陵这件事关千古的大事，文化届和考古届一直争论不休，一心想要名垂青史的郭沫若力排众议，不顾一切地想要挖掘明皇陵。

　　为了能够得到皇陵的挖掘权，郭沫若三番四次提交报告给国务院，国务院又交给周总理，周总理又上报了毛主席，然而，最终的决定权力还是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。看着郭沫若报告中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，周恩来陷入了沉思，最终在报告上写下了4个字。

　　1955年10月4日，郭沫若就向国务院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，内容就是对于挖掘明皇陵的报告请示。封建王朝的皇族在死后都会有大量的陪葬品，朱棣作为朱元璋的儿子，殉葬品的数量可能远超其他陵墓。报告中建议在进行陵墓挖掘工作后建立博物馆，将出土器物整理陈列。

　　对于挖掘明皇陵，文化界议论不休，主要分为了两个阵营，一个是支持挖掘，一个是反对挖掘。以郭沫若为首的支持阵营，坚信出土的文物会成为最为可靠的历史资料，可以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，推断明朝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。

　　郭沫若等人认为此时新中国拥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，也拥有新培养的大学生，所以从人力上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。

　　反对阵营则是以夏鼐（nài）等人为主，夏鼐认为目前国内的考古水平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的陵墓发掘工作，出土的古物在保存、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。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，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地搞基础建设，对于考古领域确实不够重视，面临着人手不足的问题，在文物的保存和修复方面也缺少专业人员。

　　一开始郭沫若主张挖掘朱棣的明长陵，后来因为迟迟找不到地宫入口而放弃挖掘，改为了明定陵，不论是明长陵还是明定陵，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。

　　明定陵，位于北京大峪山东麓，是明十三陵之一。明定陵中安葬着明神宗万厉皇帝朱翊（yì）钧及其皇后。万历皇帝在位长达48年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朱翊钧一生多有争议，前半生在张居正的扶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让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　　晚年启用宦官，激起民众反抗，还因为立嗣一事党争，后患无穷，给明朝留下了许多隐患。在历史上，朱翊钧一直都是一位讨论度很高的皇帝。

　　虽然朱翊钧死后24年明朝就灭亡了，但是朱翊钧在位时期还是出现了短暂的中兴，国力富强，国库充裕，所以修建的定陵规格和档次都不同于其他皇陵。

　　历史记载，明定陵中有着大量奢侈的陪葬品，朱翊钧后半生昏庸无道，敛财无数，从各地征收的矿税都是直接进入了朱翊钧的腰包，所以说，朱翊钧生前也是拥有丰厚小金库的男人。

　　朱翊钧21岁（1584年）的时候就开始修建明定陵了，一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，是明十三陵最大的三座陵园之一，完全仿照了明世宗的永陵建造。耗时6年建成，共动用白银八百万两。

　　明定陵占地面积共18万平方米，前有宽阔院落三进，后有高大宝城一座，正门还有一座货真价实的汉白玉石桥，还设有祠祭署、宰牲亭、定陵监等建筑物300多间。

　　到了清乾隆时期得到了修葺，但是被缩小了规制，年间再次被焚，只有宝城、明楼、重门等地没有遭到严重破坏。明定陵建立于明朝中兴时期，陵墓主朱翊钧死后带入了大量的陪葬品，虽然陵墓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但是考古意义依旧非常重大，只不过在当初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，挖掘明定陵显然是一场灾难。

　　郭沫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，学术贡献巨大。不过文人多情，郭沫若在感情方面的错误让其在后世留下了人品一般的印象，只能说一句人无完人，即便是郭沫若，也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。

　　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，和鲁迅先生一样去了日本留学学习艺术，后来弃医从文，开始文学创造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　　在挖掘明皇陵之前，郭沫若还拆除了北京古城墙。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，北京的老城墙见证了北京古城三千多年的风雨变迁，如今的北京古城墙已经消失不见，而是被二环路取代。

　　上个世纪初，同样因为拆除北京古城墙爆发了激烈的争论，郭沫若主张拆除老城墙，但是梁思成一方却表示坚决反对。在郭沫若眼里，城墙是古代用来防御的工事，如今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作用，而且古城墙还阻碍着城市的发展。

　　梁思成却更注重城墙的历史意义，认为古城墙和万里长城一样，既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性，也属于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北京作为首都，应该拥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城墙与城门。

　　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，人们都希望北京可以变成工业化城市，所以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。为了修建起宽敞明亮的道路，大家都决定先破后立，要来一场彻彻底底的改造。

　　梁思成妻子林徽因也非常支持保护古城墙，坚决反对郭沫若一方的拆除工作。为了保留古城墙，梁思成、林徽因、罗哲文和留英建筑专家提出了“梁陈方案”。“梁陈方案”中建议保留北京古城区，去往北京西城建立起一座新城，政府机关都搬入新城，北京新城会成为国家的心脏，旧城则是中国的城市博物馆。

　　梁思成的提案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，非常具有前瞻性，可惜少数始终是要服从多数的，即便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。

　　1952年开始，北京的古城墙陆陆续续地开始拆除了，林徽因指着郭沫若痛斥：“你现在拆除，将来一定会追悔莫及！”

　　林徽因一语成谶，现在的中国非常注重文物的保护和修复，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古代的历史名城、文物古迹，在此基础上还发展出了旅游业，大大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。

　　拆完古城墙的郭沫若感觉自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，为了干出更加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又盯上了古代的皇陵。郭沫若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，对历史非常的热爱，一心想要验证历史资料中的记载是否正确。

　　从古城墙到皇陵挖掘，郭沫若不可否认地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私心，急功近利的他也被后世戏称为“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”。

　　1956年，郭沫若、吴晗带着考古小组直奔明长陵而去，后来因为找不到地宫入口换成了明定陵。当时的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带人勘探定陵，无意间在宝城一角发现了一个坍塌的洞口，队员爬着梯子上去查看，从漆黑的洞口中隐约可见城砖堆砌，显然，这洞口后面另有乾坤。

　　队员急忙下来报告赵其昌，赵其昌又汇报给了郭沫若，原来这里就是定陵的玄宫入口。为了尽快地完成开挖工作，挖掘队雇请了周围村庄的农民参与挖掘。

　　1956年5月17日，挖下了定陵第一铲，当时的挖掘方法非常落后，雇佣的农民直接拿着干农活的铁铲就动手了，光是第一铲，就对陵墓造成了损坏。

　　为了找到定陵地宫的大门，考古队挖了整整一年。直到1957年5月19日，才发现了定陵地宫外的金刚墙。郭沫若等人兴奋不已，立马着人登了简报，这封简报一出就轰动了整个学术界，全国各地包括世界上的学者都来到了定陵外，共同见证着激动人心的一刻。

　　地宫大门被开启后，出于保密需要只有寥寥数人拥有进入的资格，当时不少外国人，都被远远地挡在地宫的外面。郭沫若带领着考古队员，戴着防毒面具，拿着手电筒进入了地下墓道。

　　前殿非常的广阔，摆放着许多的石刻，还有大量的长明灯，以及无数熄灭的烛台，虽然宽阔但是看起来空荡荡的，没有什么记载中奢侈的随葬品。

　　陵墓中埋葬着万历皇帝和孝端显皇后、孝靖皇后，但是并未看到什么棺椁，郭沫若指挥考古队搜索了前殿和东西偏殿，但是都没有什么发现。忽然有声呼喊，郭沫若循声而去，才看到了后殿的三座棺椁。

　　后殿才是地宫的主体，比前殿和中殿还要高大宽阔，地面上铺着细腻光滑的花斑石，和今天的瓷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殿中赫然陈列着三口棺椁，正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任皇后。

　　郭沫若兴奋不已，没有多加考虑就命令手下打开了棺椁，万历皇帝的尸身早已腐烂，只剩下了骨架，但是装束保存得还是很完整的，身上穿着刺绣衮服，腰系玉带，头戴乌纱翼善冠，贵气逼人。

　　古代中国的丧葬文化是非常丰富的，帝王更是其中之最，所以说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陪葬品是非常珍贵的，就比如他身上穿的这件衮服龙袍，就是皇帝参加最隆重的典礼时才穿的，所以考古意义重大。

　　这件衮服龙袍是利用缂（kè）丝工艺制作的，因为缂丝非常的复杂繁琐，成本也相当高昂，最熟练的织工一天也只能织出一寸，所以在朱元璋时期就被禁止了。

　　朱翊钧身上这件缂丝龙袍，需要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，足以证明这件龙袍多么的珍贵，还有皇后身上的罗地洒线绣百子衣也是及其珍贵的。这两件丝织品在开馆的那一瞬间就遭到了破坏，珍贵的丝织品基本上就是众人看了一眼就灰飞烟灭了。

　　朱翊钧棺椁内还有一个圆盒，里面装着一顶金丝翼善冠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制的，上面有非常精致的二龙戏珠图案，小巧而灵动，造型生动活泼，艺术造诣极高。这么繁复的手工制作，却没有漏出任何的接口，高超的技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！

　　在棺椁旁边有29个朱漆木箱，打开木箱以后是琳琅满目的金银器、各种明器、武器、珠宝、木俑等共计2548件，里面有许多的罕见珍品，甚至是绝品。

　　郭沫若和考古队中的人都非常的兴奋，大家手忙脚乱地伸手拿起了木箱中的珍贵文物，有不少人轻率地拿在手中把玩，不经意间弄坏了许多珍贵的瓷器。

　　当时国家全国上下都比较贫困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预算保存这些文物，所以很多文物挖掘出来后都被装在纸箱子里扔在储藏室中，不少容易被碳化的丝织品也这样被随意装在盒子里，结果出去没多久，就变成了一堆碎渣。还有大量的纸质典籍被破坏，还没来得及重见天日就化为了灰烬。

　　1956年1957年，对定陵进行了整体的发掘，共出土各类器物3000多件，为明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，同时也导致大批量文物被破坏，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，实在是令人痛心！

　　定陵的挖掘，让不少省份都向中央写文件请求挖掘本省的皇陵，这种风气越演越烈，周恩来出面赶紧制止，下令：“十年之内不动帝王墓”！

　　当年挖掘皇陵其实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，当年北京市文化局组织考古人员，对整个明十三陵进行了一番调查，勘测定陵的时候，发现土围墙南侧外墙皮有几层砖塌落，里面有砖砌券门的迹象，被误认为是定陵的墓道。

　　1956年4月2日，吴晗将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郭沫若。1956年3月28日，吴晗等人召开了关于明十三陵的开发问题，王昆仑副市长并不支持挖掘定陵。

　　这其中有个非常巧妙的时间差。4月2日，郭沫若收到吴晗的信件时非常的兴奋，当即就把吴晗的来信交给了国务院，国务院又将信件和报告交给了周恩来，请示周恩来总理，周恩来又向毛主席请示了这件事，之后考虑再三，周恩来在文件上写下了“原则同意”4个字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吴晗、王昆仑等人还在商量的时候，郭沫若就先下手为强，交给了周总理征得了同意，要是周恩来晚批3天，也许事情的结果就截然不同了。

　　周总理和郭沫若的私交是很好的，早在抗日时期，郭沫若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救国运动，周总理提出举办戏剧节，想通过戏剧来影射现实，动员群众的抗日热情。

　　郭沫若特意写下了《棠棣之花》，在写剧本的过程中，经常送去让周恩来看，甚至是一幕剧，都要让周恩来过目，后来又写下了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、《高渐离》等历史剧，这段时间成为了郭沫若的戏剧创作高峰期，后来郭沫若在戏剧领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，这其中离不开周恩来的倾力相助。

　　郭沫若和周恩来相识于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时期，时任广州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北伐。